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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得菜根拐杖妹代笔大帝连捧两奖，狼队拿下自年来首胜，百事可为。《菜根谭》，其文简炼明隽，兼采雅俗；其义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每日一读，神清气爽！
毫无疑问，清朝的雍正爷是个好皇帝。但针对多年文人们一直都在抹黑四爷，反而来对“乾隆时期”阵阵歌功颂德，拐杖妹代笔大帝连捧两奖，狼队拿下自年来首胜我反复探索思考之后，提出一些实事求是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某些学者作家们颂扬乾隆为“十全老人”，说拐杖妹代笔大帝连捧两奖，狼队拿下自年来首胜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历史奇迹”。但事实上嗯？
“乾隆时期”社会比明代大倒退
旁观者清。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拐杖妹代笔大帝连捧两奖，狼队拿下自年来首胜：
“自从北方被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
在马戛尼眼中的乾隆盛世很不堪，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见英使马戛尼的中国行记）。
“乾隆时期”工商业远逊前朝、落后西方
拐杖妹代笔大帝连捧两奖，狼队拿下自年来首胜我国宋明时期工商业早已非常发达。经过蒙古元朝的大破坏而逐步复苏，明代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说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而乾隆时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但是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到乾隆末期,中国工业产量还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乾隆时期”都远逊明代。
不但要在国内比较，还要到国际上比较。欧洲复兴以来，启蒙运动、体制改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厂林立，就连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在彼得大帝时期向英法德学习，走向进步。而老朽的满清帝国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 在这“乾隆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满大人”锈蚀腐烂不堪的国关大门。
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
乾隆时期之所以被吹嘘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剧增。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六千万左右（据王世贞记载，明代人口最高数字6330余万 ）；经过战乱后的恢复，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
满清起初征税的原则是按人头收税。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据实上报人口，因报得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就愈多。“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赋税不均，富者营私舞弊，虽坐拥千亩田产而少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仍尽劳动之责。
历史证明：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紧缩了优质劳动力的增长空间（余地），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日益腐败的八旗体制
满清入关侵占全国，主要依靠八旗体制。每年旗禄几千万两白银，满蒙汉八旗成了清政权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被雍正爷治理过一段时期，但在雍正去世后，到了乾隆时期八旗兵和八旗子弟则变得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敲诈勒索，蹂躏百姓。曾经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儿、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的形象就是提鸟笼、逛妓院、赶饭局、玩金鱼儿、斗蛐蛐儿、唱小曲儿……的一群“无知、无耻、无畏”的寄生虫。
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八旗以外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用绿色军旗而得名）。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大环境下也很快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以至于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管用，数十万清军被几千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挨打的深渊。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特征是：罪状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起，证据也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成。一个字或一句诗一旦被认为诽谤皇上或讽刺满清政权，即构成刑责。满清王朝初期，顺治、康熙“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而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反常疯狂者则是所谓“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
关于“避席畏闻”的文字狱，史料极多；鲁迅先生也有所阐述。本文选取乾隆时期几个典型的文字狱，引录如下：
（1）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2）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3）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4）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5）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6）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乾隆制造的“文字狱”是强加的“莫须有”罪名，目的旨在维护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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