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北方草原诸民族中,蒙古人所遗留下来马赛遭遇主场失利，利勒桑独得绝杀的蒙古文文献，数量极为丰富,其中有不少是碑刻文献。碑刻文献是地方文献马赛遭遇主场失利，利勒桑独得绝杀的一种，其作为地方文献首要物证，门类甚广，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极为重大。明清时代的蒙古文碑刻分布地域辽阔、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其不仅以独特的载体形式保存了188金宝博大量的书法篆刻艺术，而且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史料，对蒙古学研究及史学考证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明清时期碑文多为皇帝圣旨、皇后懿旨、皇子诸王令旨或帝师法旨。尤其是清代,等级制度高度发达，对皇室和品官用碑在规格、形制、题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因此蒙古文碑刻文献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明清时期蒙古文碑刻整体情况，明清史学界尚未有人将其作为专题进行过全面系统地综合研究，尤其成章立篇的专门研究成果几乎不见，即使有关专著与专题研究论文有所涉及，也大都是断断续续、零零散散的一般叙述而已。有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参考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明清时期保存资料完备和历史地位突出的蒙古文碑刻加以整理，同时考虑篇幅的限制，对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近发现的蒙古文碑刻文献作概要介绍。为了叙述之方便，本文以朝代为序，以蒙古文碑刻的出土和发现地点为基本线索。
阿勒坦汗碑铭 （altan qaGan -u cilaGun bicig）。蒙古文碑铭。碑文前的题名为“石文”（cilaGun bicig），通称为“阿勒坦汗碑铭”。碑高112厘米，宽68厘米，厚17厘米。正反两面各有文字，正面文字20行，清晰可辨，反面字迹不清。碑铭的最早发现者是我国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1927年马赛遭遇主场失利，利勒桑独得绝杀他以中国西北考察团团员的身份随团到内蒙古百灵庙东北部的敖伦苏（olun sUm-e）木古城考察，在城外东北方向不远处发现此碑，黄文弼先生于当年6月9日将碑刻正反两面各拓三份。但此后始终未见黄文弼先生拓片的发表。1935年10月，日本国江上波夫（Egami namio）把在百灵庙的“蒙疆自治政府”大蒙古包前所立的这块碑铭（据说德王派人从原地运回来的）制作拓片带回日本，今收藏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库。此后阿勒坦汗碑铭突然丢失。后来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文物所的同志多方寻找，始终没有结果。2004年11月，包头文物管理处在距离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所在地三公里处的南营所草库伦的一位汉族农民家发现一块在门槛外当作脚踏石用的石碑。石碑今收藏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文物所。当时发现者没有辨认出碑文，不久包头文物管理处张海斌处长将碑文的拓片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乔吉研究员寄来。乔吉先生把碑文拓片与德国海西希于1966年发表的阿勒坦汗石文拓片[①]对照后确认，这次发现的碑铭竟是失踪近70年的阿勒坦汗碑铭。碑文未记载立碑具体年月，但我们根据碑文内容可以断定立碑时间为1594年左右。碑文内容主要赞扬了阿勒坦汗及其孙子大成台吉（dayicing noyan）和夫人太后哈敦(tayiGal qatun)等人修建寺庙，弘扬佛教的功德。碑文由名叫德力戈尔·班智达的人撰写。
大公·大运·固什碑铭(dayigong dayun guosi-yin cilaGun bicig) 。北元时期蒙汉文合璧碑铭。立碑时间为火母羊年即1607年。1982年6月，由内蒙古大学金峰、苏日土、宝音图三位先生在呼和浩特市西郊达尔扎村旧址上发现。碑高64 厘米、宽45厘米，厚15厘米。石碑今存放于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石碑阳面为汉文碑额，但因为后人将汉文基本扣掉后另刻了一副龙王神像，原来的汉文刻字至今只存约近200字，因此几乎无法解读其原文。碑文中出现“忠顺夫人长子不他失利”等字样，人们据此估计很可能是三娘子长子不他失利碑文。碑阴为蒙古文，共14行，近400余字。蒙古文虽然汉人刻写，但根据我们的解读经验，基本理解其主要内容：（1）西藏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阿勒坦汗遵循自元代以来蒙古人的政教并行制度，以法律形式保障了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弘扬，因此碑文“祝愿奉天命而降生的阿勒坦汗的法规永远在蒙古地区弘扬光大马赛遭遇主场失利，利勒桑独得绝杀！”。（2）“隆庆议和”之中立过功勋的蒙古大臣们获得了印信和赏赐。（3）阿勒坦汗时代所征服的蒙古各部的名称及其功勋。协助阿勒坦汗建立大政的人也获得“拔希们”（baGsi nar ）的尊号，并成为“自由自在行走的人”（Ober-Un durabaryabutuGai）[②]。碑文最末端还特别强调了夏季三个月内禁止杀生举行血祭的法规。
1985年，金峰等先生首次介绍该碑刻的发现经过，公布了石碑照片，并对碑文作了初步解读。关于碑铭的撰写者大公·大运·固什究竟为何人，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考定。
林丹汗碑铭 （ligden qaGan-ucilaGun bicig）。立碑时间为1626年，1893年6月初，俄国蒙古学家A. M.波兹德涅耶夫（A.M.Pozdneev,1851-1920）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部的白塔子旧城（辽代庆州）遗址上发现，并亲手直接抄录碑文[③]。碑文用藏文和蒙古文刻写，蒙古文碑文系从藏文碑文逐字逐句翻译过来的。碑文正面文字共34行，每行约65字，碑石旁侧也刻有6行文字（字数近似正面），共40行字。碑文纪录了建立佛塔的历史和功德，西藏萨迦派高僧夏尔巴胡图克图来到林丹汗身边，成为可汗的供养喇嘛大力弘扬佛教马赛遭遇主场失利，利勒桑独得绝杀；林丹汗为其曾祖父图们扎萨克图汗的遗体举行火葬后为他建立了法身崇拜的对象——大神变塔，又为了实现他母后的愿望，建造了天降塔。碑文中特别提到了林丹汗的妹妹索拉斯瓦蒂（Suvarasvadi）于1626年建成这两座塔的同时立石碑纪念之事。所建成的两座塔何时遭到破坏，文献没有记载。至于林丹汗的碑铭，从此以后毫无音讯，成为下落不明的迷物，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碑文只是A·M·波兹德涅耶夫留给后人的笔录。该碑铭不仅是一份宗教内容的文献，同时也是历史铭文文献。
实胜寺碑文（Uneker ilGuGsan sUm-e-yin kOsiy-ecilaGun bicig）。清崇德三年（1638）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所撰，碑原存沈阳市实胜寺（又称“皇寺”）。实胜寺在沈阳市和平区黄寺路，全名为莲花净土实胜寺，为清入关前盛京（沈阳）最大的喇嘛寺院，也是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正式藏传佛教寺院，当地俗称皇寺，碑文写为“莲华净土实胜寺”。从实胜寺天王殿中间大门进去，可以看见左右两座碑亭，亭内各树石碑一通。右侧石碑正面刻满文，背面刻汉文；左侧石碑正面刻蒙古文，背面刻藏文，这就是有名的“四体文碑”。碑文详细记述了建寺的始末及殿宇规模、供佛排列等内容，为实胜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碑记载了皇太极征服察哈尔蒙古的战绩。其内容在《清太宗实录》中有详细记载。碑文又见于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1988年）。
崇福寺碑文(boyan-yi enggejigUlUgci sUm-e-yin kOsiy-e cilaGun bicig)。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圣祖玄烨撰，为康熙平定噶尔丹纪功碑，原称“圣祖御制崇福寺碑”，是为纪念清朝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亲自率兵征讨噶尔丹平定漠北的事迹而立。此碑铭原存于呼和浩特市旧城小召（崇福寺）内，今由内蒙古博物馆收藏。原碑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铭刻，各书两石，每面分刻一种文字，每石各建有一座八角攒尖顶式碑亭。碑文记载赐予小召的甲胄、宝刀，旧时每年春节公开展览，名为晾甲，届时青城居民前往观赏。
延寿寺碑铭(boyan-yi urdudqaGci sUm-e-yin kOsiy-e cilaGun bicig)。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圣祖玄烨撰。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亲自率兵追击噶尔丹，曾驻跸于此庙，并赐名“延寿寺”。原碑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撰刻，今仍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埒图召大殿前。碑文内容与崇福寺碑文基本一样，碑文主要记述了康熙三次亲征平定卫拉特部噶尔丹的经过及其战功意义。文字也基本相同，只有分别表彰两寺喇嘛功绩的文字稍异，不过也只是寺名与主持喇嘛名字不同罢了。
汇宗寺碑文（ciGulGan-u uGsUm-e-yin kOsiyen bicig）。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圣祖玄烨撰。原碑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撰刻在两块汉白玉碑上，又称“会盟碑文”。原碑立于今内蒙古多伦县汇宗寺正殿左右两侧，今碑已不存。据1943年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处档案，碑文主要记载了康熙三十年（1691）以多伦诺尔会盟为背景，以怀柔蒙古，力求清代北部边疆地区长治久安而创建汇宗寺，同时还阐述了“汇宗”的意义等。碑文汉文见任月海著《多伦汇宗寺》（民族出版社，2005年），蒙古文见俄国A·M·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译本）。
资福院碑记（buyan kUrdegegci kOriyen-UkOsiy-e cilaGun-u bicig）。康熙六十年（1721）一月清圣祖玄烨撰，抄刻人佚名。原碑用汉、满、蒙、藏四体合璧石刻碑文。碑今存于北京西黄寺（又称“达赖庙”）。碑额30 x 30厘米，碑阳185x69厘米，汉、藏文合璧，碑阴185x69厘米，满、蒙文合璧，为四体文合璧碑刻。拓片2张，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西黄寺碑文内容为康熙六十年春，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蒙古诸部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不囊等，赴京朝见，奏请建造喇嘛寺，颂扬皇帝功德，并为康熙祝寿。康熙因命将京城元代所建崇国寺，重加整修，同年夏竣工，康熙赐名“资福院”，为此而立碑纪念。碑文见《日下旧闻考》及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承德市碑铭(cheng de-yin kOsiy-e cilaGun bicig)。清代蒙汉文合璧碑铭。在承德市普宁寺的《平定准噶尔后勒命伊犁之碑》（1755），是为纪念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而制的记功碑。还有与此碑同名的承德市普宁寺的1758年碑刻，是为纪念彻底结束了自康熙以来百余年的对准噶尔用兵历史而立的碑。承德市普陀宗乘之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1771），《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1771）等也是清朝征服卫拉特部相关内容的碑刻，而且全部都是御制碑。此外，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疆准噶尔部的达什达瓦部两千余人迁居承德后，乾隆命令仿照原在伊犁河北岸的准噶尔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固尔扎庙的样式，在承德新建安远庙作为准噶尔的达什达瓦部礼佛之所。安远庙建成后乾隆皇帝亲自撰文立《安远庙瞻礼书事》（1765）之碑等等。
宁祺寺建塔碑（suburG-a busqaGsanjokiyal）。此碑系在呼和浩特地区发现的罕见的纯蒙古文碑刻[④]。宁祺寺（buyan-i engkejigUlUcisUm-e）是土默特右翼旗旗庙，乾隆二十年（1755）年该庙前建立两座塔（碑文称美妙无比的双白塔）。为纪念此事，由五当召第一任活佛于是年仲秋用蒙古文撰写了碑文，立在旗庙前。碑今存于呼和浩特博物馆。碑文内容丰富，记述了呼和浩特地区佛教传入和发展概况，以及土默特两旗境内高僧大德历史活动及其与清朝的关系等事宜，是研究土默特地区佛教发展的重要史料。
衮布扎布公碑文(GombUjaba gUng-un kOsiy-e)。衮布扎布（1690 ～1750）是清代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佛经翻译家。内蒙古乌珠穆沁部人，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二十三代后裔。后金崇德六年（1641），其五世祖多尔济· 彻辰· 济浓封札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领乌珠穆沁部右翼（俗称西乌珠穆沁旗）。顺治三年（1646），其祖父察罕巴拜袭和硕车臣亲王。十五年（1658），其伯父素达尼承袭和硕车臣亲王，时其父乌达喇协理旗务。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月，清太祖努尔哈赤玄孙奉国将军威塞第五女封乡君，嫁衮布扎布，称其为仪宾。雍正时（1723-1735）“因其通西土之语，世宗皇帝特留帝都，以为西番学（藏文学校）总管，兼管翻译之事焉。”乾隆时被封为“大清内阁掌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主要学术业绩：（1）历史学方面，雍正三年（1725）用蒙古文撰写蒙古编年史《恒河之流》，乾隆元年（1736）用藏文撰写《汉区佛学源流》等著作。（2）语言学方面，撰写《元音字母与辅音字母》一书，乾隆二年（1737）编写《藏语易学书》，该书成为编纂《海比忠乃辞典》的底本，乾隆六年至七年(1741-1742)，与其他学者共同编就藏蒙佛教名词术语对译词汇集《海比忠乃辞典》。（3）在译经方面，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作为主要修撰官将《丹珠尔》经译成蒙古文，博得“深通五明，精习三倚，心珠内含”的赞誉。乾隆七年（1742），将藏文《佛说造像量度经》译成汉文，并撰写《佛说造像量度经解》、《造像量度经续补》各一卷，成为汉文《大藏经》中惟一讲述佛像工巧的珍贵典籍。又将五世达赖喇嘛的经文一卷从藏文译成汉文，乾隆八年（1743）从梵文翻译了《佛说弥勒菩萨发愿王偈》一卷，以上二经均编入汉文《大藏经》。从汉文译成藏文的经典有唐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唐不空大师的汉文译著《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并编入拉萨版《甘珠尔》。此外，还著有藏、汉、蒙三体合璧《明乐》以及《诸种要义》、《诸种药品要目》等医药书籍，均在清代刊行[⑤]。衮布扎布公博学多才，精通蒙、藏、满、汉四种语言文字，学问甚佳，既通达于史语学科，又精湛于佛学著译，名声远播海内外，著述传之千秋，实乃旷世奇才。
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铭（nayiraltu nayiramdaqu ordu-yin kOsiy-e cilaGun-u bicig，blam-a-yi kelelcegsen bUlUg）。座落在北京安定门内的雍和宫是北京的重要名胜古迹，也是中国首都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大殿前院树立一座“御碑亭”。亭内有一石碑，碑文名《喇嘛说》，碑身高6．2米，每面宽1.45米，为方形石碑，四面分别刻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之《喇嘛说》，气势恢弘，蔚为大观。四种文字雕刻于碑的四面，正面是满文，阴面是汉文，左面是蒙古文，右面是藏文。汉字碑文是乾隆御笔工整楷书，主文和夹注相间，大字苍劲古朴，小字如美女簪花，错落有致，生动流畅。碑文简练，字字千斤，充满一代帝王统御万邦、指点江山之豪气，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石刻珍品。《喇嘛说》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撰写的，是时，乾隆皇帝已经到了“耄近归政之年”，立此碑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阐明这是“所系非小”的“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针[⑥]。乾隆在《喇嘛说》碑文中首先讲了西藏佛教的来源和发展，接着阐述了大清保护藏传佛教的道理，总结了元朝曲庇喇嘛的历史教训，告诫他的子孙对黄教决不可曲庇谄敬，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其次讲述了他用封建法律制裁上层喇嘛搞分裂危害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再次着重说明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和弊病，并提出整顿和改革的办法。最后简述了他成功的妙诀，碑文说：“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所有这些都是乾隆传授后代皇帝使“新旧蒙古，畏威怀德”，辑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的政策和策略。乾隆御制《喇嘛说》是“金石补史”的宝贵资料，碑文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对研究西藏、蒙古的喇嘛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御制《喇嘛说》除见于北京雍和宫的碑文之外，还见于《清实录》、《乾隆御制文集》和《卫藏通志》等史籍，这些史籍大多都有遗漏和讹舛之处。
此外，北京市的《金刚宝座塔碑文》（1748）、《敕修万寿寺碑记》（1751）、《重修正觉寺碑文》（1761）等碑文，分别是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辰、皇太后七十寿辰将明代旧寺重加修整，并制碑文以为纪念。
碑刻和其他文物一样，也有一个从发现发掘→辨识考证→公布信息→入藏展示→开门利用的过程。只有这样，碑刻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才会得到应有的体现。许多碑刻，经过专家的辨识和考证，它们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才会得到确认，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得到更好的保护。但由于碑刻磨损而造成释读难，再加上古蒙语自身存在的复杂性以及参考资料大多由外文撰写，使碑刻文献研究进展很缓慢，造研究和考证工作收效甚微。
明清时代碑刻文献研究，对于补充明清时代历史文献的不足，以及保护研究散落在内蒙古各地明清时期的碑刻和金石资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明清文献资料和文物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学、人物、科技、宗教、民俗、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堪称中国古代史料特别是明清时期地域史料之百科汇典。同时碑刻文献又由于其制作的特殊性，比之纸质文献而极少出现误、讹、衍、脱、伪等现象，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向为学界所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碑刻，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高品位的艺术享受，而且对社会、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家族、名胜、历史事件等的研究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都极具现实的和潜在的价值，它们为保存和传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为草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蒙元时期蒙古文碑刻研究”（批准号：12BTQ03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全荣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 编《朔方论丛》（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①]W.Heissig, Die mongolische Steininscherift und Manuskript fragmente aus Olon sUmein der Inner Mongolei . Go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6 .
[②]据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存放《大公·大运·固什碑铭》原碑。
[③]《蒙古及蒙古人》(Монголия имонголы,1898)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乔吉《呼和浩特宁祺寺蒙古文碑文释读》，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0年第3期。
[⑤]据立于西乌珠穆沁旗人民广场“衮布扎布公碑” 。
[⑥]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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